全国商税，赵光义时岁入四百万贯，赵恒时增加一倍，赵顼时京师商税五十五万余贯。全国总数超过一千万贯。
商市——国内市场首推东京（开封）、成都、兴元（陕西南郑县）三处，每年商税各在四十万贯以上。第二等市场（商税二十万贯以上）五处，都在四川境内。第三等市场（商税十万贯以上）多数也在四川。五代时最大市场扬州降在第四等（商税五万贯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税三万贯以下），这是国内市场很大的变动。海外贸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县）居次位，广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蕃商进口，税率值百抽十，官买蕃货十分之三，其余听自由贸易。赵祯时，三处收税总数五十三万贯。泉州（福建晋江县）、密州（山东诸城县）两处有时也设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头一人。宋时凡商店必须入行，原因是官府为便利科税索物，需要有行的组织。不问出卖物品小大，但合官府用途，如医生、卜人、仵作（葬敛死人业）等业，都该立行听候呼唤。赵顼借口体恤商人，免得官府急需某种物品时商人枉费高价购求应命，因此改立新法，官府计算每年需用物品数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钱，官府用行商钱收买货物，一年中随时取用。如年终不用，即令出卖，官收二分利息，特给免行（在一定时期内，免再供应官差）权利。赵顼的本意是想收免行钱，并非真要体恤商人，他下令，凡不入行的商贩，不得在街市做买卖，必须报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才准交易，不报官私自投行，查出处罚。令下十余日，京城街上提瓶卖茶人都投充茶行，挑水、担粥以至卖草鞋、头髲（音被(1)，假发）人无敢不投行。同行商店又互相压迫，不依上、中、下三等分别出钱，却要平均负担，富商称幸，小商叫苦。当时有些朝臣反对这个新法，赵顼不得已改令每月纳免行钱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贩，准免纳钱，凡放免八千六百五十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