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之间存在双重关系。一方面，安史之乱是整个唐前期北方民族矛盾的总爆发，也是中原地区所经历的最直接、最深刻的一次胡化。随着安史叛军的南下及燕政权的建立，大批幽营地区的胡人军将进入河北，带来了蕃部蕃兵及相应的军事组织制度，以及典型的胡化信仰。另一方面，经此动乱，胡化这一主题反而悄然退出唐后期的历史舞台，河朔藩镇取代了胡化，成为唐后期的主要问题之一。一般来说，历史学家会将这种现象视为民族融合自然而然的结果，然而这只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说法，甚至是对历史问题推卸责任。任何历史事件都有缘由，安史之乱以后大批胡人入居河北，同时唐朝绥抚的平叛政策也使河朔藩镇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为什么叛乱之后的河北没有再被时人视为“胡地”,而是成为政治割据、礼乐缺失的“戎墟”?显然，这中间的差异需要我们着力关注。
二、河北胡化说的演进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安史之乱的学术称谓和指涉范围予以辨析。“安史之乱”的提法，在中国和日本学界相对一致，日本学界称其为“安史の乱”,如1898年小柳司氮太编写的《东洋史纲要》下编第十六章题目即为“開元天寶の政治及び安史の亂”①。主要问题在于和欧美学界的对接。目前国内学界不时会将西方学界对此事件的指称译为“安禄山叛乱”,这种直译的方法在无形中使中西学界的研究对象发生了严重偏差。事实上，西方汉学界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从宏观构架上来说仍沿袭了唐代后期逐步形成的定义，即安、史两姓四人的持续叛乱。霍渥士(Henry H.Howorth)在1881年对契丹的考察中，将安禄山与史思明视为前后相继的叛乱，认为后者是对安禄山反叛的仿效(imitate),安、史的叛乱是一个整体。①1923年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在《草原帝国》一书中也认为，尽管757年两京光复，但唐朝的“内战并未平息”②。蒲立本在1955年出版《安史之乱的背景》时，将史朝义称为“安禄山的最后一位继任者”,而以史朝义北逃的762年作为安史之乱的终结。③同样，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962年法文译注本《安禄山事迹》的时间下限至宝应元年(762)十二月李怀仙杀史朝义，包含了完整的安史之乱。④在另一篇论文中，戴何都更是明确指出他所谓“安禄山反叛”(La révolte de Ngan Lou-chan)是从755年到763年。⑤至于李豪伟(Howard S.Levy)的《安禄山传》时间下限止于乾元二年(759),则因为其书是对《旧唐书》安禄山与安庆绪父子二人列传所做的英译⑥,足见欧美学界对于安史之乱和安禄山本人之间的关系区分明确。综上所述，西方汉学界有关“安禄山叛乱”等提法，实质与中国学界所指相同，应翻译并理解为“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