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隋书·经籍志二》“杂史”小序说：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
这些看法，虽是就“杂史”提出来的，然其论“史官失其常守”而博达之士“各记闻见，以备遗亡”这一社会历史原因，其论“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这一评论的方法论要求，是可以用来看待“野史”的。刘知幾在《史通·杂述》篇的末了写道：“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这也是在相近的方法论要求指导下，对待种种“杂述”的态度。人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态度来看待“野史”。
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说：“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84]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他把“挟郄”、“轻听”、“好怪”概括为一个“臆”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故“不可废也”。明末喻应益为谈迁《国榷》作序，而写道：西汉以后，“皆以异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国之才而参他国之志，然亦必稽当时稗官说家之言以为张本。孙盛以枋头受吓，崔浩以谤国罹祸，则亦秦之余猛矣，又安冀国有信史哉！史失则求诸野，则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他又认为：野史之作，“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85]。他的这些话是要说明：西汉以后，国无信史；野史虽有“疏”“偏”“略”的缺憾，但并非根本性的弊端。这就把野史的地位提到国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