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百姓条例》规定的粮食分配标准，究竟是“月给一担”还是“岁给一石”？
如果是后者，为什么太平天国会在建都伊始就作出这种显然“无人理”的规定？如果是前者，制定这种过高标准的目的又何在呢？
首先需要对述及《条例》的原始资料作过细考察。
考现存记有《百姓条例》的著述共有如下三种：
（1）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丁卯）上谕附《顺天府府丞张锡庚存呈难民所述贼情》（即在前所称《难民陈述贼情》）；
（2）“上元锋镝余生”著《金陵述略》;
（3）佚名《金陵被难记》。该文系由两篇记载撮合而成，前半部分相当于《难民陈述贼情》《金陵述略》的内容。
这三种著述实际上出于同一来源，只是经过辗转传抄，而具有不同面貌。严格地说，它们只能称作同一著述的三种不同“版本”。该文原作者是谁？《难民陈述贼情》《金陵被难记》均未署名。《金陵述略》署“上元锋镝余生洒血泣志”，显然也不是真名。但当时英人在上海所办周报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却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该报1853年8月13日的一期译载了《金陵述略》，文前的“编者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