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火车站，我一路都在想着，他是谁，他为什么会说联系我。我突然后悔没有要到他的手机号码，然而，如果他有手机，他就是有钱人，他会把手机号码告诉一个陌生的三轮车夫吗？
那张报纸宣布破产了。
那天大家互相通知，一起来到报社，看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将报社的设备拉到卡车上，所谓设备，也就是一些破旧电脑和陈旧办公桌，工作人员将门封了，封条上的大红印章异常鲜艳夺目。墙壁上，一张纸片在风中呼啦啦地抖动，上面写着：“XXX，上班迟到，扣50元；XXX，版面错别字，扣50元……”报社在最后阶段陷入了疯狂，越没有钱，越要狠扣大家的血汗钱，而没有钱发，也就无所谓了，爱扣多少就扣多少。这张在风中抖动的纸片，成为我对这张报纸最后的记忆。
卡车拉着报社仅有的家当离开了，这幢大楼也消除了报社的所有印痕。此后，会有别家公司搬进这幢大楼，但后来者可能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报社，这家报社曾有过跌宕起伏和悲欢离合，这幢大楼里曾生活过一群热血青年。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眼中都含着泪花。后来，有人默默离去，有人默默相随。走到了岔路口，有人提议说：“吃顿饭吧，吃完饭就散了，各奔前程。”大家又默默地来到一家小饭店，每人都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凑了一百多元，两张桌子并在一起，炒了几盘菜，一大盆米饭。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