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母亲都在场，她黑着脸，没说什么。
当时没说什么，并不代表她没意见，隐忍到回家的路上，她就爆发了，旧账新债一并拈来，满腹怨气，牢骚不绝，责备父亲自作主张。
父亲说：“你不是没说啥吗？”母亲怒气冲冲：“我能说啥？偏偏让我当恶婆娘？”
母亲说：“看吧，下一步就瞄准咱堂屋了。”
父亲也有一点心虚，怕他们真的得寸进尺，他对母亲说那样做只是事从权宜，并坚决答应绝不会让他们任何一家真正住进去。
父亲的承诺并不能消除母亲的顾虑，她不断把她的不安呈现在脸上、口中。我担心她的身体，就把这事揽到了自己身上。
其实，我有自己的私心，父母他们这一辈就不说了，走得再远，故乡理所当然仍把他们当自己人。可我，还有儿子，我们今后与村庄的联系其实只有这点祖产，我们得靠它在故乡扎下一条根——如果他们真别有居心，房子自然好借难收。
于是，堂嫂提出借房时，我果真这么做了，不留一点回旋余地。
我忖度过这个事情，我不怕惹他们，我的职业、我的人脉是我的依仗，他们总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他们不会情断义绝，因小失大。
没想到我的拒绝还是带来一些反应。再次回家，我们在二伯家待了一会后去大伯家。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大伯的孙女佳佳在，当时她约莫十二三岁，正窝在椅子上傻乎乎地看电视。她瞟一眼是我们，屁股都没抬，也没打招呼，继续看电视。问她人都去哪了，她说不知道。问什么时候回来，还是不知道。我们就坐下等，等了一会，她发话了：“告你们说人不在，还一直在这干什么？”我倒还沉得住气，父亲生气了：“小小姑娘怎么说话呢，大人就没教过你？”她嘴一撇：“就这么说话，你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