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发展确实为我们增加了有关教育的知识资本；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负有新方法和一种新态度的责任，使我们有可能走出悲观主义、消极被动、保守主义、虚伪欺诈和无视事实的迷雾，进入新希望、新勇气和一个新诚实天地的阳光之中，在那里人们能够发现真理……[31]
陶像杜威一样，既接受了实验主义解决问题的一种高度普遍化了的方法论——虽然他们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又接受了一种科学成果导致物质和精神进步的信念。
作为这一科学的浪漫主义观点之必然结果，陶充分地分享了杜威称作“共同生活”的信念，这在《在华讲演录》中是个模糊的概念，一方面只是承认一个社会事实，“每个人都生活于——也只能生活于——同他人的某种联系之中”；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创造性戏剧表演”、课堂设计等的潜移默化，而获得协作态度。[32]陶则在“晓庄”和在战后他那“工人大学”中，把它转变为一种教师与学生的平等主义，一种在理论上基于解决共同实际问题的平等主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