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已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
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就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
在这里，我们暂时听听他自己对从美国留学回来20年左右的各种活动的回顾吧。下面是他1935年的发言。
“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5]
那些被排斥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外的孩子们，和不能读写的二亿成年男女，全部是平民教育的对象。而且当时他认为“教育统一能促进政治统一”。由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由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教师培养，到对“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已不复存在。在1933年所写的文章中，将深受蒋介石独裁政权之惠的特权阶级，用我们不太熟悉的语言，称之为“小众”，以完全区别于被压迫的“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