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宗教理想主义者经常追随社会科学家的观点，赞同以一种妥协与调和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公正。许多教会领袖都喜欢强调他们的任务不是去支持劳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去告诫劳资双方都应该以一种公正调和的精神彼此相待。贾斯廷·诺·尼克逊（Justin Wroe Nixon）宣称：
在欧文·扬格（Owen Young）具有远见的资本主义与拉姆齐·麦克唐纳精明的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的进步取决于使扬格和麦克唐纳的追随者们都汇入这一可以调和的领域中来。［8］
不过，非常遗憾，自从这段文字发表以来，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精明，而扬格的“新资本主义”与老的非温和型的资本主义在经济萧条上也很少有本质的区别。
所有这些道德主义者，不管是宗教的道德主义者还是理性的道德主义者，他们最大的缺陷就是他们认识不到在所有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所有人类群体的行为和所有建立在个体私利与群体私利上的权力都具有残忍的特性。他们不承认群体的私利对所有道德目标和广泛的社会目标的顽强反抗，必然会使他们陷入一种非现实的、含混的政治思想中。他们或者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不能达到道德目的的方法，或者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将来会被更完善的教育或更纯正的宗教所取代的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不明白人类想象力的限度，不明白理性非常容易服从于偏见与欲望，不明白人类群体中非理性的利己倾向会永远顽固地保存下去，总之，他们不明白这些因素会使社会冲突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也许一直要到历史过程结束，社会冲突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