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这一次和朝廷“摊牌”式的举动，本已大大违犯了律法，身为此次事件的第三位当事方皇甫嵩竟未主动响应玺书而不追逼董卓，这是很令人费解的。笔者认为，皇甫嵩应该没能等来汉灵帝的下一道诏命，可能那个时候汉灵帝已经死了。而新执政的大将军何进、太傅袁隗叔侄又与董卓关系不错，不会追究董卓的责任，所以皇甫嵩又一次失去了全面掌控西凉武人集团的机会。他的错失良机，其实便等同于东汉王朝的错失良机。
此时此刻的董卓，亦未必有阎忠所游说的那样“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之野心，但他和一切唯皇命是从的皇甫嵩不同，他一直坚持要将西凉武人集团这样的“国之利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退则可自保雍凉，进则可逐鹿中原。他也预料到：在朝廷中枢外戚、世族和宦官三股势力的激烈交战之中，他和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可谓举足轻重，左投则左胜，右投则右胜。甚至，他还更想进一步：坐收渔翁之利，独揽天下大权。于是，他在赴任并州牧时，带了五千亲兵同行，走走停停，“忽驻河东，以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