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烈反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礼教”和“以天理压迫人欲”的“理学”教育，而主张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遂民之欲”。他重视人生，把培养“合理的人生”作为教育的宗旨。[10]反对“礼教”和反对“理学”教育的思潮，从明清之际自启蒙思想以至五四文化运动，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陶先生所继续发扬的这个传统是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两方面进行改革所必需的。至今我们仍需扫除封建主义的重重障碍，社会主义民主及“四个现代化”才能顺利实现。培养革命的人生观的教育，也是当前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
陶行知先生已初步认识到“旧民主”与“新民主”的区别，指出“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11]。他还把民主区分为庸俗的民主和创造的民主，前者是形式主义，平均主义；而后者则是要“使多数人的创造力能发挥”。他主张教育机会均等，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和什么阶级都要受教育，但主要是“要求农工劳动阶级有机会受教育”，也要求民主教师再受民主教育，肃清一切不民主、甚至反对民主的习惯和态度，积极地树立真正的民主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