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历史观点出发,东方社会的“崩溃”没有使马克思感到惋惜;对古老帝国的“死去”,马克思的态度极为冷峻。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冲突中,东方社会“激于道义”,“维护道德原则”,西方社会则“以发财的原则与之对抗”,以“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结果是东方社会“崩溃”,古老的帝国“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在这里处于对立和离奇的冲突之中,历史进步伴之以民族灾难为代价,古老的东方社会以其惨痛的代价换取了某种历史进步。“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50]。
这里的悲剧不仅是一个美学范畴,而且是一种历史观,是对历史上的个人、民族的一种评价尺度。马克思用“悲剧”这一范畴显示了东方社会在与西方社会进行“殊死决斗”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败及其客观原因,从而说明伦理原则、人文关怀必须以历史尺度为基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确具有人文关怀的取向,但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尺度,即建立在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