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为国家社会之害者，非把持则侥幸之徒。把持谓已得地位之人，侥幸则未得地位，而思篡取之之人也。法术家务申国家社会之公利，故于此曹，最为深恶痛绝。凡裁抑大臣之说，皆所以破把持；而力诋游士之言，即所以绝侥幸也。见《韩非子·五蠹》篇。
《韩非子·问辩》篇曰：“或问曰：辩安生乎？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辨；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此说也，即李斯之所以焚书。《管子·法禁》其说略同，可以参观。知斯之行此，乃法家固有之义，而非以媚始皇矣。人性原有善恶两面，法家则专见其恶，彼闻上令则各以学议之者，岂必以私计之便哉？亦或诚出于大公，冀以其所学，移易天下也，而自法家观之，则恒以为自便私图之士，遂不得不取此一切之法矣。然韩子但欲采其言责其实，则似尚未欲一概禁绝之，而斯又变本加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