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提出论证，专制独裁统治可以强暴任何一种法律。只有当每一个人都不会企图从自己的社会公共职务中捞取个人利益，并且把他自己个人的利益全都放回到那些集体利益的后面时，真正的和谐统一才会产生于一种国家集体。只有当财富不再以豪华奢侈和滥用浪费的形式被大肆挥霍，而是得到妥善管理的时候，那么它才能转化为思想和艺术文化。只有当贵族阶层放弃自己的傲慢自大，只有当平民阶层不让自己被那些蛊惑民心者贿赂收买，并且不把国家出卖给某一个政党，而是索取自己的天赋人权时，那么国家集体才能够恢复健康。正如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中间派的颂扬者一样，西塞罗也要求对立各方和平共处。罗马并不需要苏拉这种人和恺撒这种人，另外也不需要格拉古兄弟这种人。专制独裁是危险的，而革命也同样如此。
西塞罗所说的其中许多观点，以前都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找到，而且也可以在让-雅克·卢梭和所有唯心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家的著作中读到。但是，究竟是什么让他的这本遗著可以如此奇特地超越他的那个时代？是那种崭新的情感，它于公元前半个世纪首次在此表达出来：这种博爱人性的情感。在一个最为野蛮残暴、惨无人道的历史时代里，即使是恺撒本人，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仍然还要命人把2000名俘虏的双手砍掉。刑讯逼供和角斗士之间的格斗、在十字架上处以极刑和穷兵黩武的战役连绵，都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的家常便饭，而西塞罗却是第一个站出来，也是唯一一个抗议任意滥用强权暴力者。他谴责战争是一种兽行，他谴责他自己民族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他谴责对各行省的剥削压榨。况且他还提出要求，唯有通过文化修养和礼仪道德，而绝不能通过刀剑之武力，罗马帝国才能够吞并那些国家。他竭力反对把那些城池洗劫一空，而且还要求，即使是面对那些不受法律保护者中最无权无势之人，即使是面对那些奴隶（正义的化身adver?sus infirmus justitia esse servandum），都应该宽厚仁慈——这在当时的罗马绝对是一种荒唐的要求。他以先知先觉的目光预见到了罗马的衰亡，这是因其获取胜利过分迅猛，及其不够健全的获胜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因为只获得了在军事上征服的世界。自从这个国家与苏拉开始展开各种战争以来，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赢得各种战利品，而帝国里面的那些正义却早已自行消失殆尽。每当一个民族使用暴力手段剥夺其他民族原有的独立自由时，该民族同时也会在神秘莫测的复仇之中丧失自己那种极其神奇的力量，从而变得孤立无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