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此闷闷不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母亲安慰说，不就是一张奖状，我儿子这么聪明，往后还多着呢。
父亲“嘿嘿”一笑说，可是关于纪律的奖状，怕是空前绝后了。
母亲瞪他一眼，说，你总是这么煞风景。
父亲说，这是粗心的代价。 能不能请老师重新发一张？
我终于愤怒了，说，你们懂不懂，这叫荣誉。 荣誉怎么能再做一张呢？
我的父母，似乎被一个孩子离奇的荣誉感震慑住了，久久没有声音。
忽然，父亲说，也不是没有办法。
母亲说，什么？
他说，你记不记得，西桥那边，有个老董？
母亲犹豫了一下，很久后，说，想起来了，你是说那个修鞋师傅吗？
父亲说，正是。
母亲说，他修鞋的技术是不错。 上次你给我在上海买的那双皮鞋，他给换了个跟儿，居然一点都看不出。 可这跟他有啥关系？
我也想起来了。 我们搬家前，在那一带住过。 在我放学路上，有个修鞋摊子。总是有个佝偻的老人，风雨无阻地坐在那儿。除了修鞋的动作，不见他有其他多余的表情，像是一尊塑像，也不和人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