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心态很快被翁同龢所获知，大约在西花厅问话的次日凌晨，翁同龢以帝师之尊来到南海会馆拜会康有为。他似乎期待这位将来终有一日掌握清政府中央大权的年轻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不要以这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多年的追求，更不应该意气用事地一走了之。他似乎还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与康有为在本质上是同道。总之，康有为在翁同龢的劝说下回心转意，他觉得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自己都不应该过于看重官职的高低，还是应该留在京城利用自己已经赢得的机会，为将要进行的变法事业贡献自己的心智。
1月29日，康有为遵照光绪皇帝的旨意将最近赶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连同《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递到总理衙门。这次上书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顺利，康有为的政治处境较之先前已获得极大改善。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他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