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敬泽以上的思考可以看到，他没有崇尚英雄、精英“创造的”光明煊赫的历史，而是凸显了庞大的基层、沉默的大多数那涌动不息的力量，恢复了他们对历史的承载和担负，彰显着由他们人生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巨流对历史的决定性意义，闪现着“民本主义”的思想光芒，并以此实现自我对历史、对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解释，李敬泽对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重视，也延伸到了他对现实的判断中。在《会饮记》的《机场》一节中，李敬泽在谈论书法的真实处境时认为，书法已“被切断了与日常书写的联系”“失去了与这个时代新鲜的、活着的文化经验的联系”，更多的时候类似于一种“招魂的仪式”。这样的判断，立场清晰地表明他对现实热腾腾日常生活的重视。说到底，他骨子里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而现实的日常生活，也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生命的活力和能量，他毫不掩饰自己“是多么喜欢这简单的阳光、这热腾腾的人群”[43]。李敬泽全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基于此而做出的判断，的确颠覆了既有的历史认知：历史为英雄或精英所主宰的历史观被破除，历来被认为是历史主角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李敬泽替换为名不见经传的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和光同尘、凡尘万丈的当下性现实，亦被李敬泽所肯定。李敬泽对世界的重新界定显然既来自对知识的梳理，也来自生活对他的滋养，来自生活常识给予他的洞见。在他对文明形式、艺术载体的细心勘探和判断背后，跳动着的是一颗活泼的现世的心，是他试图沟通知识和日常生活关联的热情。由此可见，李敬泽对世界的新认知和对艺术的体察，始终和生活的肌理密切相关，就算是履行批评家的职责，他也总是能别出心裁地从生活的细处发现另类的秘密。而在他最基本的发现里，在炫目知识的包裹背后，他内心深处对众生的体恤和悲悯，他目光向下的、紧贴人民的热切和执着分明可见。这种生命态度，这种理解世界的独特精神方式，是李敬泽作为独一无二写作个体的最大秘密，也是构成其总体性考察和整体性写作的最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