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向上帝祈求失恋的慰藉。当时住在筑地的英籍传教士亨利·汤赞多氏成为我此时难忘的友人。我对明子的爱之所以在几番恶战苦斗后渐次变为热烈而平静的亲情，首先要归功于他为我讲解数章《圣经》的结果。记得我时常同亨利论及神，论及神的爱，更论及人类之爱后，半夜走在行人稀少的筑地居留地(8)独自回家时的情景，若卿等不嘲笑我的儿女情长，我可以叙说我曾仰望居留地空中的半轮明月，默默地向神祈祷表妹明子的幸福，伤感至极，嘘唏不已。
我的爱获得了新方向，可否应该用“断念”的心理加以说明呢？无可置疑的是，我虽无勇气和时间详细说明，却靠此亲情之爱，医治了我心灵的疮痍。归国以来，我但凡听到明子夫妻的消息，便如遇见蛇蝎般恐惧。现在赖此亲情之爱，我希望接近他们了。我轻率地相信，只要发现他们是幸福的夫妻，我将感到莫大的安慰，以至于内心可以没有丝毫的苦闷。
这信念驱动的结果，我终于于明治十一年(9)八月三日两国桥畔放大焰火之际，经友人介绍，于柳桥万八之水楼(10)上，在十余校书(11)的陪伴下，终于与明子的丈夫满村恭平有了一夕之欢。何欢之有？何欢之有？我不由地感叹，说苦更贴切。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念及明子怎会嫁给满村这样的淫棍为妻？我不知满肚子的怨愤向何处宣泄。神教诲我将明子视作妹妹。然而，我却把妹妹委于这般禽兽之手，这算什么？我已无法忍受神的这般残酷而奸谲的恶作剧。谁能让妻子、妹妹任由强人凌辱，却仍仰天称颂神？从今以后，我断然不再依靠神，而要靠自己的双手，将妹妹明子从这色鬼的手中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