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笑话也可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1905年的著作就探讨了这个主题。笑话揭示了人们的潜意识习惯和人脑运作机制——深埋心中的记忆会塑造我们的行为，却只能以半遮半掩、秘而不宣的方式显露出来，包括笑话、口误或梦境。弗洛伊德将绘画视为一种理解人类心智运作的方式。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达·芬奇画作的研究，在其童年经历与晚年作品之间发现了一条隐秘的线索。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创造力与深层的无意识冲动相关，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经历，也就是童年游戏的延伸，也是愿望的满足，通常是由早期人生的经历与欲望塑造的[543]。由此，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就成了象征主义的关键所在，自高更时代起，象征主义就一直是塑造艺术想象的重要力量。
当然，并非所有艺术家都同意这样的阐释。他们不愿将图像仅仅视为症状，或者是待解的谜语。美国艺术家乔治娅·奥基弗（Georgia O’Keeffe）在画布上画满了巨大的花瓣，还有花朵的繁殖器官，即雄蕊和雌蕊。画面中那些柔软而性感的形状包裹着我们，撩拨着我们，仿佛是一种勾引。创作于1926年的《黑色鸢尾花》（Black Iris）堪称最震慑人心的作品之一。作品笔触清新明快，画面轻柔细腻，仿佛引诱着我们将目光投向幽暗的花心深处。画作的主题并非花卉，而是通往事物幽冥内核的途径，也经常被简单阐释为性欲。不过奥基弗本人断然否认了这样的阐释——她反驳说，对作品的解读更多的是观看者当时的想法，而不是她的想法或原本的意图[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