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劳动胜于享受惬意事物，成了现代道德的一条优先法则。
但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禁欲主义在这里显露出来了，中世纪和古代都对此陌生；它的推动力是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力量的一个极为本质的组成部分。[10]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另一种“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反面，即新教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目标正是提高生命功能，其中包括提高享受能力。
现代禁欲主义表现在：与一切有用事物相关的惬意事物，一旦终归隶属于有用事物，就会一延再延对它的享受。对较高享受能力和艺术享受的怨恨，对较丰富、要求享受能力较强的生活的嫉妒和仇恨，亦是现代劳动者和有用者的动因。在有用事物——对惬意事物的单纯“指示”——面前，这种人彻底翻转对惬意事物及其享受的评价：说它们“坏”。由此制造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用于产生惬意的机理；一种无止境的劳动缠上了他——最终根本谈不上享受这些惬意。在心理上已从一种较低的享受能力中产生出无束缚的欲望——有用事物所需的劳动。此外，既有的享受能力因这种欲望日渐扭曲；于是，有用劳动干得越多，就会越加强对外部手段的享受，因而能享受的就越少。相反，为了实际的享受，生活较为丰富的人日益缺乏增进享受能力所需的手段，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同他人的劳动竞争，以便充分地享受。由此，现代文明面临这种趋势：最终谁都得不到现代文明生产的不计其数的惬意事物的好处。人们要问：渴念惬意事物，为之憔悴，并占有惬意事物的那种人，其实就是不能享受它们的人，本可享受它们的人又并未占有它们，那么，无休无止地生产这些惬意事物到底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