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和新贵们在婚姻方面刻意抑制山东士族，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不是他们自己完全没有门阀等级观念。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年），薛尚尚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武则天听说薛尚之嫂萧氏、弟媳成氏出身“非贵族”，乃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甚至要迫使萧、成二氏与薛家离婚，后经他人解释，才未予以深究[88]。此外，尽管大部分新贵不与山东士族联姻，但也有少数显赫新贵还是攀附名门士族结为姻亲，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山东士族虽然“矜尚阀阅”，但对于少数名声卓著的新贵，也是乐于巴结的，从而借以延缓他们的衰落。例如，房玄龄、魏徵、李勣等与山东士族为婚，后者因此得到扶持，“故望不减”[89]，足见此种婚姻，原是互相利用。有的人甚至认为，未能与山东五大姓崔、卢等联婚，乃是人生三大憾事之一[90]。至于唐高宗时的吏部尚书李敬玄与山东士族联婚，可以说是互相利用而联婚的典型。史载：“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91]。又如，“新门”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92]，也属于此类情形。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相互利用的婚姻关系，就会误认为唐代士庶之间在婚姻上的界限已经消失，认为当时已“彻底打破了‘身分内婚制’。唐代的庶族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以与士族通婚”[93]。事实上，在唐代前期，这只是一种为数不多的现象。李敬玄终为唐高宗所贬斥，张说则为当时人们所“恶之”，证明那时的庶族并非“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以与士族通婚”。关于此，我们从以下的事实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