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八书”之间纵横交叉的情形是错综复杂的。了解这种情形，有利于我们的阅读和研究。
（三）长短互见
这是就“二史”和“八书”的比较来说的。
李延寿的《南史》多取材于宋、齐、梁、陈四书，《北史》多取材于魏、齐、周、隋四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二史”虽出于“八书”，但在著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又不完全同于“八书”，两相对照，长短互见，二者均未可轻废，这是阅读和研究“八书”“二史”时要注意到的又一个问题。
第一，关于著述思想。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为了继承他父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则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68]的遗志，这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对历史撰述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反映。因此，“二史”倾向统一的著述思想是“八书”（除《隋书》外）所不能企及的。首先，作者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观点出发，摒弃了《宋书》《南齐书》有关“索虏”和《魏书》有关“岛夷”的相互诋毁之辞，同时把南北朝诸帝一概列入帝纪。这种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的思想，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的历史进程。其次，“二史”作者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侍，因而较多地纠正了原有史书在朝代更替之际的一些曲笔、回护之辞，这固然是李延寿撰写前代历史、顾忌较少的缘故，但也跟他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著述思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