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他讲的方式，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但冬子根本听不懂。毕竟作为厨师，对粮食的敏感让冬子迅速超越了对矜持的保留，他虚心地问到：“你说细一点，在宏观了。”
有学生问问题，是老师最开心的事。两人低着头，开始了小课堂。
所谓胡焕庸线，其实是气候变化的分界线。
我国几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汉，权力中心在长安，因为那时的关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养育着精干的人民。有粮才有兵，权力就产生了聚集。汉朝以前，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西羌，这是因为河西走廊的边沿地带，已经开始干旱了。人没得吃的，要得靠抢，屡屡侵犯中原，占据了整个周朝的历史。
后来干旱进一步东移，到了蒙古草原，匈奴养活不了人口，就往河东来抢了。从秦修长城到汉武帝打击匈奴，都是因为北方干旱造成的。而干旱继续向东向南压，为解决这些问题，才有秦国的郑国渠事件，水利，只不过是人类抵抗干旱的暂时办法，北方政权因为粮食不足，渐渐向南方移动。比如唐代，虽然都城在长安，但也设立了东都，在洛阳，权力中心开始向南向东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