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无论是“文明开化”还是“国民国家”,无论是“反帝反殖”
还是“第三种体系”,日本所欲实现的每个单一目标，在那个时代的原则和文脉上似乎均不失历史和逻辑的可行性。可是，事情的走向并不会遵循内容单纯的线性原则和人为设计。事实是，近代以来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已宿命般否定了日本人的循序渐进梦想，却决定了日本人的理想主义设计，只能以罔顾首尾的共时性网状格局被立体推出。正是在运转、应对和调整这部高度复杂的“世界机器”的过程中，日本的“正面意义”和“负面效果”,几乎从一开始便无法摆脱孪生并至、善恶交织的命运。其中，“反帝反殖”意义上的“联亚拒欧”舆论，或许有可能调动起东亚甚至全亚洲的“合力”,部分中、韩人士的感慨和感动，证明了这一点。可是，空间意义上的区域捍卫能否取得成功，当取决于时代意义上的东亚是否进化。这就使“近代化”价值和“国民国家”原理，被赋予了思想和行动的前提意义。但是，这也就注定会导致日本言行上的逻辑混乱：既然代表“近代化”和“国民国家”的欧洲逻辑具有自明的正当正义性，那么,嗣后日本在亚洲所采取的系列行动，至少在文明进步的意义上是成立的，尽管这些行动会在亚洲当地普遍遭到抵制。于是乎，那些看似“不得已”的行为在世界大势面前却仍不乏“近代”意义的观点，逐渐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知识界的部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