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前就已坚决主张，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与合乎理性的，那么对实现这一目的手段的选择就产生了某些实用主义的争论问题。这些争论问题与其说是伦理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缺乏道德意义，或者甚至当危险的政治工具用来为已被证明是合乎道德的目的服务时，道德理性不必防止对它们的滥用。显而易见，冲突和强制就是这样一些危险的工具。它们会产生如此之多的罪恶，以致必须摆脱这些罪恶才能拯救社会。所以，一个理智的社会将不会支持不加区别地乱用冲突和强制方法。如果理性就在于使强制成为实现一种道德理想的工具，那么，它不仅必须使之为最崇高的事业服务，而且它必须选择那些与社会的理性和道德力量最相容和最少危险的强制方式。道德理性必须学会如何使强制成为其盟友，而不冒“比鲁士胜利”的风险。[2]在那次胜利中，盟友们却利用胜利来谋私并使胜利遭到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