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拿到外国或中国的什么文学奖，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的作品已经捞到外国版税或中国稿费，我也有权发表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不是，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惟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惟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是，就苏东坡之死而言，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像王安石恨不能整死对方的病态心理，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