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安以前，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学批评。孔子对于文学，一方面只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像“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一方面却抱的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故屡屡地说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可以说是最彻底的诗的应用论了。却也还够不上说是“人生的艺术观”。他又有“思无邪”之说，但其意义却是不甚明了的。总之，孔子的诗论，只是侧重在应用的一方面的。这也难怪，我们看，那个时代的外交上的辞令，几乎都是称“诗”以为证的，便可知“诗”的应用，在实际上已是很广大的了。
汉代是诗思消歇的时代，文学批评也不发达。专门的辞赋家，像司马相如，只是说，赋是天才的产品，其奥妙是不可知的。扬雄则倡读千赋则能为赋之说。那都不过是随意的漫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序是比较的很有系统的批评，其见解却也不脱教训主义的色彩。后汉时代最有怀疑精神的王充，在《论衡》里曾有很重要的发见，那便是“艺增”一类的倡论；但与其说是属于批评的，还不如说是属于修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