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将恶的问题附属于一致同意的意见判断（这个判断又不得不由对极端恶的假设预先建构起来），这一事实逼使我们陷入一个怪圈当中。为摆脱这个怪圈，我们显然必须抛弃极端恶的主题，抛弃无可量度之尺度的主题。这一主题，就像全然—他者一样，属于宗教。
诚然，毫无疑问，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国家罪恶，其恐怖性不言而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除非我们乐意屈服于令人厌恶的诡辩——我们所遇到的这个恶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平静地（黑格尔式地）划分到历史过程之暂时的必然性范畴之中的。
我还要进一步无保留地接受种族灭绝之单称性。“极权主义”这一乏味的范畴被伪造出来，是为了在一个单一的概念之下，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政治、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以及在塞族的屠杀，都归为一组。这种合并丝毫没有澄清我们的思维，更没有使我们对恶的思考清晰起来。我们必须接受种族灭绝的不可化约性。
这样，所有的要点就在于如何定位这一单称性。基本上说，那些支持人权意识形态的人们都试图将它直接置于恶之中，将它与他们的纯粹意见目标保持一致。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试图把恶宗教绝对化的尝试是不连贯的，而且也很危险，就像在一个不可通行的“界限”下将思想卷起来一样。因为无法模仿的实际被经常模仿，到处都可以看见希特勒，因此，我们忘了他已经死了，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是对恶的新的单称性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