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演出团体的国有化和专业化过程,一方面基于对戏剧的意识形态理解,这样的理解正缘于将戏剧片面的视为政治宣传工具的理念。由于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戏剧的本体功能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而忽视了戏剧长期以来实际上以大众娱乐的形式存在,忽视了它千百年来作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娱乐方式的价值,所谓“政治挂帅”以及“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思想与演出指向,在“十七年”从未受到质疑。因此,在政治与戏剧的关系上,戏剧自身的价值显然被不恰当地矮化了,同样的思想也涉及到诸多传统剧目的评价上,比如众多曾经深受民众欢迎的“义仆戏”、丑角戏遭到“丑化劳动人民”的指责而被终止上演,传统剧目在改编过程中被加进一些政治性的教条,新创作剧目更被大量注入对观众进行训导的内容。而对戏剧功能的这种理解,正是“文化大革命”“样板戏”出现的前奏曲。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戏剧表演团体的制度性变革产生的影响。戏剧的商业功能受到不切实际的批评的部分原因,在于戏剧几乎完全被等同于诗歌、小说或绘画那样的个人化艺术创作,因之出现了重视创作轻视演出、把剧团主要当做一个创作部门而不是一个演出团体等现象。戏剧理论界机械地照搬欧洲17—19世纪资本主义成长期滋生的浪漫主义思潮,从纯艺术的角度批评与反对戏剧的商业化、市场化和娱乐性,鼓励戏剧作家、演员,乃至导演、音乐、舞美等部门个性化的表现,导致剧团长期以来很少顾及戏剧的市场效应,以致逐渐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因之也就丧失了戏剧与观众之间天然的联系。剧团的运作乃至整个戏剧领域完全不顾及大众审美趣味,不顾及戏剧的娱乐功能,片面追求按照少数人的趣味裁定的所谓艺术性,正是“十七年”戏剧占主导地位的戏剧方针。当今人不无羡慕地提及“样板戏”在艺术上的精雕细刻时,还需要提及“样板戏”在艺术上追求的,是从“十七年”发展而来的贵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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