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旧制度风俗对哈贝马斯提出挑战的，首先是依附性人格与权力的矛盾关系。文人的现代身份意识是最早萌生的，很强烈，却不独立。在外部意义上，世俗法律不会保护它；在个体心理中，过分的自尊使他们自我孤立，“若与之相处，就要不停地赞美，或是听完他们的论断后给予褒奖，他们的自尊一受伤害就会愤怒，会复仇，与之交往费力又危险”[402]。阅读者人数多，并非以商人和工业家为主，而是金融家、贵族、律师，以及有定期收益的人。[403]他们倚重旧制度，对现代意义的自由平等观念缺少认同感。咖啡馆、邮局等公共场所聚集着对公共话题有兴趣的民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发表的评论距离真实更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革命前夕的沙龙仍是代表型风格，形式重于内容，说教偏离现实，而非文学共和国特有的交往空间。路易十六时代，凡尔赛宫每星期六天的聚会是私人社交，繁文缛节没有被市民阶级的亲密无间取代，梅尼公爵夫人的宴会里有宫廷生活解体的征兆，但终究是征兆。哈贝马斯将重农派沙龙当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存在依据，但它受宫廷的特许和保护，成员与上层社会关系密切，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这是重农派沙龙的特点，也是旧制度沙龙的普遍特点，参与者多是文学共和国的上层公民，对于政论性话题措辞谨慎，或是回避。“彬彬有礼的沙龙”是19世纪的创造，确切地说“是工业时代的怀古情结对抗乏味交往的方式”，巴尔扎克、司汤达、奥莱维利（Barbey d’Aurevilly）有这样的倾向，而这掩饰了沙龙里的物质利益交换和残酷的生存斗争。[404]当时的文人有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