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中的惩劝宗旨传统
中国史学历来有一个宗旨，就是“惩恶劝善”。这种惩恶劝善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是运用史笔的力量，使人通过读史而受到历史上人们言行的震撼而产生的一种自律精神。
《左传·成公十四年》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几句话，前半段是概括了《春秋》在表述上的特点和成就，后半段是指出了《春秋》的撰述宗旨。可见中国史学的惩劝宗旨由来之古老，影响之久远。那么，对这种惩劝宗旨的传统，究竟应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同本文所论述的前一个问题联系起来。既然中国史学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而人的所作所为又千差万别，那么凡是负责任的史家就一定会对此做出判断，以辨明是非，使读史者得到教益和警示。因此，史学中的这种惩劝宗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关于这个问题，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有深入的思考。他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这一段话，是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阐述了史学的功用；同时，也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阐述了人们读史的目的，即如何学做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两句话，高度概括了人们通过读史而学做人的根本途径。这蕴含着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9]这里说的“德”，指道德、学问。“前言往行”，指前人的嘉言懿行。由此可见，是人们把道德、学问的蓄积看作读史、了解历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把学做人看作读史、了解历史的首要目的。这清楚地表明，讲人文精神，讲人的修养、自律，是不能脱离史学、脱离读史的。这个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以至于常常有人提出“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的问题。表面看来，这是史学意识的淡薄；往深层看，这是在怎样做人的问题上反应茫然的一种表现。讲人文精神，就应该讲怎样做人；讲怎样做人，一个重要方面，就应该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应该重视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