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杜威在中国
1919年5月初，杜威多少是带着对日本社会民主化的失望离开日本的，而后应蒋梦麟和胡适之邀访问中国。杜威在日本时已表现出来的对东亚国家政治社会民主化及其与英、美等国的关系的兴趣也随之带到了中国。在中国，杜威撰写并发表了40余篇关于中国政治局势和社会文化变动的趋势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杜威表现出了日益成熟的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洞察力②。
由于中国民众对他的热情，加之杜威本人对正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兴趣，他的归国日程一拖再拖，终于在中国待了两年有余。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到过很多地方讲演，对中国的风土民情、政治气候和历史文化逐渐有了更深、更多的了解。对于这一点，由于它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且国内已有较多研究，因此不予赘述。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运动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的解读，反映出杜威关于民主和教育关系的思想上的某种变化。
1919年杜威访华时与陶行知、胡适等合影在1919年发表的《中国的学生运动》中，杜威如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一样，把他所见到的对五四运动的过程的客观描述传达给美国公众，自己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①一年半后在《中国的新文化》(1921)一文中，在长时间观察的基础上，杜威对这场文化运动的原因、发展和性质，从“民主”的角度进行了深刻分析。作为一位关心“民主”的美国人，他在中国的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一贯主张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杜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描述为一场反对政治的运动(anti-political movement)。